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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一公里” ，带你重回1921
在上海，以新老渔阳里为中心、半径大约一公里的地域内，星罗棋布地散落着一批红色文化遗迹。有聚集革命青年的三益里、点燃信仰之光的成裕里、筹备建党大业的老渔阳里、培养党的干部的新渔阳里、入住一大代表的延庆里和诞生百年大党的树德里，“红色一公里”流传着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三益里：聚集革命青年
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原为三户王姓人家出资建造，就以“三人得益”取名三益里。20世纪20年代前后，三益里留下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聚集在《民国日报》与《星期评论》两大进步报刊周围。
《民国日报》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在上海创办，后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报道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919年又开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一时名声大振。
被孙中山誉为“中国有数之人才”的国民党人朱执信曾在 《觉悟》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恽代英、瞿秋白等曾在《觉悟》发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配合《新青年》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按照在《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发表的文章看，在《民国日报》周围聚集了邵力子、朱执信、李达、陈望道、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革命人士，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不满30岁。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等创办于公共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1月底搬到三益里17号这栋三楼三底宽敞的新式石库门。此后，《星期评论》便以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
《星期评论》一度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并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和《新文化》并称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发行量一度达到3万多份。可惜遭到思想激进的指责，创刊仅一年就被迫停刊。
1890年出生的李汉俊年少有才，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校期间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受到极大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回国不久，就参加了《星期评论》编辑工作，并很快成为这个刊物的核心人物之一。据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深深地影响了他和张国恩等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人，他一直尊称李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星期评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的师生中有着崇高声望。作为浙江全省新文化的中心，一师全校共400多人，订阅《星期评论》竟达400多份，几乎人手一册。一师学生还经常来沪寻找《星期评论》主笔，希望与之一叙。戴季陶、沈玄庐总是耐心接见，给予指点。
访客之外，《星期评论》社还不断迎来年轻、进步而又朝气蓬勃的房客。1920年3月，21岁的俞秀松留宿《星期评论》社。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一到社里，他便被这里的盎然生气所感染。在浙江义乌老家译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也曾带着书稿住在这里。
三益里17号，汇聚着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才俊，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青春年华在此激情燃烧，红色征途在此悄然启程。
成裕里：点燃信仰之光
成裕里的又新印刷所，承担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印刷任务。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遗憾的是，从1899年马克思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直到陈望道之前，这本由马恩合著的经典著作一直没有一本中文全译本。
1920年2月，戴季陶力邀留日归来的陈望道翻译，并承诺译成后将作为发刊一周年的庆礼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将《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翻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研读过《共产党宣言》，认为该书是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1919年夏回国后应校长经亨颐之聘，进入浙江一师任教。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陈望道被迫离开了一师。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文字极为优美、精炼，因此，翻译好《宣言》极不容易，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加困难。恩格斯自己也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进入20世纪，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过《共产党宣言》，但仅是摘译或节译。尽管翻译《共产党宣言》难度极大，但陈望道还是知难而上，接受了稿约。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苦战，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五倍的功夫”，终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4月底，陈望道带着译稿来到上海三益里，依约交由 《星期评论》社转李汉俊校对。但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停刊，使书稿发表一时没了着落。
6月28日，陈望道托人将译稿送交陈独秀，请其校阅。陈独秀看完后，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在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下，陈独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租下一间房子，成立了又新印刷所进行印刷。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又新印刷所印刷。因时间仓促和排字工人疏忽，封面标题竟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共党产宣言》初版首印一千册，很快赠送一空。时隔一个月再版时，将书名及书内讹误进行了修订，加印一千册，又销售一空。
成裕里的又新印刷所是专为印刷马列主义著作而设立的，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的第一个印刷所。陈独秀给这个小型印刷所取名“又新印刷所”，是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之后，印刷所又印刷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革命书籍。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问世，如同石破天惊，意义非凡。这本小书十分清晰地说明了 “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党”等问题，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鲁迅就曾评价说，陈望道“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
老渔阳里：筹备建党大业
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始建于1912年，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168平方米，原为辛亥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所。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逃离北京来到上海，3月下旬接受同乡老友柏文蔚之邀，住进了这座宅子。
从1920年3月陈独秀入住，到1922年10月迁离，在两年多时间内，不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里成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筹备，而且党的一大中央局机关也设在这里，因而很多红色印迹留存在这里。
1920年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推动下，上海七个工界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据陈独秀的建议，集会名称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会议决定，在5月1日，除了公共事业，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并“通电全国”。
4月29日，七个工界团体发表的 《工界宣言》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北洋政府获悉此事后，非常惊恐，立即密令上海军阀当局“严为禁止”。5月1日清晨，荷枪实弹的军警强占了作为会场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工人群众不顾禁令，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由于体育场被封锁，会场最终移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空地。
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当晚，上海七个工界团体还发表了《上海工会宣言》。
同一天，《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出版“劳动日纪念”专号，北京、广州、九江、唐山等地也有纪念“五一”的活动。这场纪念活动声势浩大，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
1920年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等在老渔阳里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戴季陶、邵力子、李汉俊、沈雁冰、俞秀松、陈望道等。其中戴季陶等不久就退出了。
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经过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由于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在建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党史上也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其开创了党的历史上的多个“第一”：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
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创办了党的第一份机关刊物，
发布了党的第一部宣言，
开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
组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举办了党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
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
领导了第一次工人罢工，
更为重要的是筹备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些“第一”，显示出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表达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新渔阳里：培养党的干部
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6月戴季陶迁出后，经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出资，由俄共（布）远东局代表团成员杨明斋经手，租赁了这幢房子，使之成为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的重要活动场所。在这里，党的早期组织创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办起了外国语学社和中俄通讯社，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组织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杨明斋、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8人，俞秀松任书记。上海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寄发团章与书信，带动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建立，机关驻地仍设在新渔阳里6号。
1920年9月，上海的党团组织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著作。学员最多时曾达五六十人，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启汉等都曾在此学习。
杨明斋还在新渔阳里6号主持“中俄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其实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机构，任务是把中国的消息发往莫斯科，并把介绍俄国革命的稿子送给《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通讯社在沟通和交流中俄情况、传播马列主义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0年8月，江南造船所锻工李中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并于10月3日下午，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来自多家工厂的七八十名机器工人参加了会议。李中担任临时主席。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王平、吴溶沧等发起组成员以参观者身份到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独秀和李中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并拟定了工会的宗旨，选举产生了工会理事会，陈独秀、杨明斋被聘为名誉会员。
1920年11月21日在白克路 207 号（今凤阳路 186 号）上海公学举行了工会成立大会，到会约1000人。会议由李中主持，孙中山、陈独秀等出席并发表演说。作为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真正的团体。
延庆里：入住一大代表
博文女校是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创办于1916年，1920年停办。1921年，于法租界白尔路（后称蒲柏路）延庆里389号 （今太仓路127号）复校。该校开办人为北大教授黄季刚的侄女黄兆兰，黄兴夫人徐宗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夫人王会悟都曾在此工作。
1921年暑假，博文女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在此借宿的中共一大代表。在这幢石库门建筑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就是当时代表们的下榻处，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9人。这里不仅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主要食宿地，也是大家交流建党、建团经验的一个重要场所。
13名代表中住在博文女校以外的有4人，分别是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和张国焘。其中李达寄宿在老渔阳里2号，李汉俊住在望志路106号。张国焘是5月提前到达上海的，由于当时尚未租住博文女校，他便住在北成都路19号“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之后偶尔也来博文女校住。此外，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国际代表则住在南京路的东方饭店。
搞特殊化的是陈公博。他到上海后，携新婚妻子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算是“公私兼顾”：一边参加党的一大，一边在上海“补度蜜月”。就在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后的7月30日当夜，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申报》等作了报道。可能是受了惊吓，陈公博没有前往嘉兴南湖，而是携夫人去了杭州西湖。
陈公博后来在回忆中记录这起案件，出人意料的是，这竟使得当年报道案件的新闻，在六十年后成为确认党的一大召开时间的重要证据。
树德里：诞生新型政党
1920年秋，李汉俊随胞兄李书城从三益里搬迁至法租界树德里。他们租下的两幢石库门楼房，被称为“李公馆”。1921年7月23-30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六次会议便是在此举行。
7月23日，部分代表还在博文女校代表下榻处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说是“开幕式”。
党的一大在“李公馆”召开的六次正式会议的有关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议，在7月23日午后3时。出席者15人，其中各地党组织代表13人，国际代表2人。会议一开始就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随后商定了会期、日程和工作班子。国际代表马林发表了讲话。
第二次会议，在7月24日下午。出席者13人（国际代表未参加），各地代表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7月25日和26日休会，委托部分代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两个文件。
第三、四、五次会议，分别在7月27、28、29日的下午。出席者12人或13人（国际代表未出席，何叔衡可能提前返湘），讨论拟制订的文件。因李汉俊、陈公博与其他代表意见相左，决定邀请国际代表出席下次会议发表意见。
第六次会议，在7月30日晚8时。出席者13或14人（含国际代表2人，周佛海因身体不适缺席，何叔衡可能缺席）。两位国际代表出席，但马林刚讲话，就被侦探干扰而中断会议。
在第六次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匆忙离去。在荷兰殖民地爪哇做过地下工作、富有经验的马林提示大家立即散开，以防发生意外。于是，代表们立刻离开会场，赶到老渔阳里2号集合，商讨下一步安排。经李达夫人、嘉兴籍的王会悟建议，最终决定在浙江嘉兴南湖完成会议日程。于是，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中国革命踏上了新的征程。
2021年3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二审。这部条例提出了多项全国独有的体制机制和创新举措，将对上海加强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包括“红色一公里”在内的上海红色资源将发挥出更大的教育作用，让人们在此铭记初心、砥砺前行。
杂志编辑：李红新媒体编辑：陆闻天排版：李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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